1943年7 月，张云逸抓住一国军的独生子，对方愿意拿出10挺机枪、100支步枪、10000发子弹来交换。张云逸却直接拒绝了：“我都不要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这份筹码放在当时的分量，没人比张云逸更清楚。
新四军在淮南的日子有多苦，他天天看在眼里。就在1942年，他坐在第二师驻地开会时，无意间看见台下几个战士弯着腰在地上捡别人丢掉的烟蒂，捏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吸，那场景让他心里堵得慌。
他自己不抽烟，但知道这些战士在战场上就靠这点东西提神，连烟都抽不上，还能指望什么补给？会后他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，从部队经费里挤出42块钱淮南币——差不多一头猪的价钱——办了座烟厂。
战士们自己动手做卷烟机，卷出来的烟丝先给大家分着过过瘾。后来陈毅给起了个名字叫“飞马牌”，烟厂越做越大，一天能产600多条，卖到敌占区甚至成了硬通货，五包烟能换一套军装，两条烟能从伪军队长那儿换两支手枪。
一个能为一包烟办工厂的将军，面对十挺机枪的价码，会怎么想？
可张云逸只是扫了一眼那份条件单，就把它推开了。他让来谈判的代表带话给赵凤藻：“枪弹我一概不要。只要他答应一件事——枪口对外，一致抗日。是中国人，就把枪对准日本人，别对着自己同胞。”
这事儿还得从赵保顺被俘说起。
赵保顺刚从军校毕业，一心想在父亲面前露一手。听说赵凤藻要派兵去打新四军的巢湖支队，他非闹着要上战场，还撂下狠话：不给机会就辞职。赵凤藻拗不过独生子，竟拍着桌子笑骂：“幸好你小子追得紧，不然为父真就误你一次了！”于是赵保顺骑着马哼着小调，带着两个连的兵就去了。
他没想到的是，新四军的情报网早把这一路的动向摸得清清楚楚。队伍刚钻进伏击圈，枪声四起，这位少爷军官从马上栽下来，连同他新婚不久的媳妇，一块儿成了俘虏。
消息传回指挥部，赵凤藻当场掀了桌子，这位平日以冷硬著称的专员竟嚎啕大哭。他先是调兵围攻新四军，扑了空；又勾结伪军两面夹击，还是没捞着人。折腾了几天，黔驴技穷，这才派人上门谈条件。
谈判那天，赵凤藻派来的代表穿着崭新的纺绸褂裤，陪着笑脸，额上豆大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淌。“敝军唐突，误入贵军防地，请阁下谅解。赵专员说，只要放人，十挺机枪、一百支步枪、一万发子弹，马上送到。”
张云逸听完，不急不躁地反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赵专员，还记不记得自己是中国人？”
代表们面面相觑。张云逸站起来，声音陡然拔高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问他是不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就把枪口对准日本人！只要他枪口对外、一致抗日，我们就是友军，他儿子就能平安回去！”
这一番话把代表们说得面红耳赤，连连躬身施礼：“贵军真是仁义之师，佩服佩服！”
可消息传到部队里，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。有的战士嘀咕：咱们连烟都抽不上，放着十挺机枪不要，这不是傻吗？
张云逸后来在会上只说了几句话：“巢湖根据地能不能活下去，不靠那几挺机枪，靠的是少一个背后捅刀子的敌人。多一个打鬼子的力量，比多一挺机枪强。”
张云逸打的这盘棋，远不止是放人换承诺那么简单。他太了解桂系了——赵凤藻这类人跟蒋介石嫡系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，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。把赵凤藻彻底推到对立面，新四军在巢湖的日子只会更难。但反过来，只要能在民族大义上点醒他，哪怕只是让他收敛几分，对新四军来说就是喘息的空当。
这种算大账的本事，张云逸不是一天练出来的。他早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、辛亥革命、北伐战争，在桂系内部做过统战工作，跟李宗仁打过交道，对各路人马的心思摸得门儿清。
到了1943年，他已经是新四军副军长，代陈毅主持军事工作。仗打得越多，他越明白一个道理：在日伪顽三方夹击的缝隙里生存，光靠枪杆子硬拼是不够的，得把能拉过来的人都拉过来。
半个月后，巢湖南岸的江面上漂来一只竹筏，上面捆着五箱崭新的毛瑟步枪子弹，附了张纸条，写着“赠抗敌义士，赵凤藻手书”。
同一天，桂系某营的士兵借口迷路绕到日军据点附近，扔了几颗手榴弹，炸了两座碉堡。动静不大，但意思很明白——赵凤藻听懂了张云逸的话，至少在表面上，他开始把枪口调了个方向。
赵保顺后来也被放了回去。走的那天，他穿着新四军发的粗布衣裳，朝张云逸敬了个军礼。据说几年后，有人在皖南山区的国共联合游击队里见过他，那时他已经不再是桂系的少爷军官，而是正经八百的抗日战士了。
张云逸没要那十挺机枪，却撬动了一个更大的局面。赵凤藻那支队伍在之后一年多里，确实没再跟伪军有过大的勾结动作，甚至几次日伪军扫荡新四军根据地时，还暗地里递过情报。这点转变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，但在1943年的江淮战场上，多一股力量抗日，少一股力量捣乱，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新四军来说，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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